每年春節、中秋、女兒生日,她都會寄來一封手寫信。
沒有自怨自艾,也沒有乞求原諒,只有講述義工生活的點滴和對女兒身體的關心。
女兒看完那些信,從未回信,卻也從未丟棄。
她的傷勢恢復得很慢,醫生說傷到了神經。
她一度無法再碰畫筆,手上經常出現脫力的癥狀。
也常常陷入夢魘,從噩夢中驚醒。
但她是我女兒,從小就樂觀向上堅強勇敢。
在我陪她看完心理醫生后的第一個月,她突然問我:“爸,你覺得我還能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嗎?”
我看著她依舊充滿熱忱的堅定眼神,點了點頭:“能!”
她開始一點點重建。
她聯系教授,請對方補發推薦信。
她重畫作品集,白天在圖書館畫圖,晚上接一些設計圖做兼職。
我默默陪伴著她。
一年后,初春,倫敦街頭。
她從藝術學院走出來,拖著顏料箱和畫板,看到我那一刻,笑得像小時候跑出幼兒園看到我來接她時候那樣,撲了過來。
“爸,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她摟著我:“謝謝你如果當時不是你我真不知道”
我輕輕拍拍她的背:“爸爸一直都在。”
我們手挽著手走進街角的咖啡館,她點了熱巧,我喝著黑咖啡。
外面細雨迷蒙,街頭的風景很像她小時候畫的那張素描。
畫里沒有房子,卻有一把遮風擋雨的大傘。
傘下,只有我們父女兩人。
很小很小,但擋住了所有的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