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野心都是隨著身份與環(huán)境的變化不斷增長的。在定襄的時候,李牧打算把酒的價錢定在一壇五錢銀子,這是考慮到定襄左近幾縣的消費水平,這個價位已經(jīng)是極限了。
但到了長安之后,這么定價肯定是不行了,別的不算,光是成本就受不了。那日李牧在國公府的演武場釀酒的時候,隨口問了一下長安的糧價,令他大吃一驚。在定襄時,斗米二十文。但在長安,一斗米要兩錢,也就是二百文。這還是粗米的價格,精選米還要更貴,最貴有五錢一斗的。
十倍的差價啊!
李牧不太理解,就像李弼討教。經(jīng)過李弼的講解,他才明白其中的因由。這十倍的差價,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交通不便,二是邊城與都城之間的貧富差過大。
唐朝的物資調(diào)動是很費勁的一件事,就拿糧食為例。馬邑的糧食再便宜,但要運來長安,人吃馬嚼,加上路途難走,至少得有一半的折損。而且還要防備路上的匪徒,風(fēng)險也十分大,很少有商人會選擇做這種買賣。西域路上,商人們販賣的都是高差值的奢侈品,沒聽說過誰是賣糧食的,因為只有這樣,帶來的利潤才能與付出和風(fēng)險抵消,有所回報。而且馬邑本地種出的糧食,本地人還要消耗,真正富余的糧食也并不多。
再者,長安富庶,馬邑貧瘠。財富差也非常巨大,這就如同后世的‘城市最低工資標準’,三線城市一千多,直轄市四五千甚至上萬。消費水平也不一樣,三線城市牛肉面五元一碗,直轄市的牛肉面,二十一碗都看不到肉沫兒,是一樣的道理。
在等待出酒的時候,李牧和李弼還有白鬧兒及黃岐一起,趁著空檔,商量酒的定價。
黃岐各地經(jīng)商多年,擅于核算成本,率先發(fā)言,道:“現(xiàn)在糧食的市場價,粗糧二錢一斗,精米五錢一斗,我們用來釀造酒的糧食,品質(zhì)介于兩者之間,算作三錢一斗。剛剛投料的時候,我記了數(shù),共投入六十七斗糧,也就是說一次釀造要二十貫錢的成本。”
李牧點點頭,看向李弼,問道:“二叔,不知這長安城中的酒,都是怎么定價的?”
李弼道:“酒分清濁,濁酒賤,清酒貴。一般的濁酒,在長安的地面上,一斗差不多五錢。清酒則要翻倍,普通的清酒,稍有些雜質(zhì),八錢、一貫。像江南春這樣有名號的酒,則要兩貫、三貫。”
李牧不好意思道:“二叔,我不太知曉度量,不知這一斗能勻幾壇?”
“像咱們這么大的酒壇,一斗約莫三壇上下。”
李牧在心中計算,長安城中最好的酒,差不多可以賣到一壇一貫錢。但那些酒很明顯沒有自己的酒好,如果按照酒精度數(shù)算,自己釀造的三杯倒,至少也有六十五度,就算酒坊出來的,也至少有五十度。而江南春之流,最多也就二十度。若以酒精度數(shù)來算,至少要貴一倍以上。
李牧沒有著急定價,又問李弼,道:“二叔以為該定多少合適?”
李弼道:“咱們的酒無疑是現(xiàn)在長安市面上最好的,定最高價三貫一斗絕無問題。同樣的價格,更好的質(zhì)量,一定可以搶奪不少的市場,不愁銷路。”
李牧看向黃岐和白鬧兒,二人紛紛點頭,顯然都同意這個定價。
黃岐道:“這樣算來,一壇就是一貫錢,一天可產(chǎn)出二百壇,也就是二百貫。去掉成本糧食四十貫,再去掉一些經(jīng)營耗費,凈賺至少一百三十貫,一年下來就是四萬六千貫的收入,利潤可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