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華沙
馬佐夫舍冰積平原上,天色漸暗,北風翻卷著白茫茫土地上的雪,為一排排部隊營房吹來遙遠冰川的氣息,不遠處是不時轟隆穿梭而過的軍車,柴油味摻雜上土的泥濘,合著一排排木盆散發的肥皂香,混成一股清冷詭譎的味道。
眼前木盆里是堆積如山的灰藍色軍服,一雙纖細潔白的自幼彈鋼琴的手,因為長時間浸泡在刺骨的水里,已經通紅,幾乎失去知覺。
其實不只是手,臉頰被凍得發紫,嘴唇干裂,她的呼吸在空氣中凝成白霧,木盆里水面浮著一層薄冰,她的手每一次伸進去,都像是被無數細小的針扎著。
軍服沉重而潮濕,沾滿了泥土和血跡,散發著難聞的氣味。她的手臂酸痛無力,卻不敢停下,因為身后的黨衛軍士兵正冷冷地盯著她,手上的鞭子隨時可能落下。
她的雙腳早已凍得麻木,仿佛與地面融為一體。士兵們的笑聲和咒罵聲,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模糊而遙遠。
俞琬已不記得這是她今天洗的的老婦人乘士兵走遠,把俞琬面前的一堆衣服,偷偷挪到了自己的盆里,熟練到仿佛只是順手幫忙。俞琬鼻頭發酸,張了張嘴,卻只苦笑著說了句“rcibeauup”。
這群洗衣的女工里,除了從馬賽轉運來的瑪維絲太太和她,都是波蘭的猶太人,自從知道她是因在皮維耶火車站順手幫一對猶太母女躲避搜查而被逮捕,老婦人便盡其所能的幫她。
從好不容易偷來的一塊土豆,一口水,到從身邊死人身上扒下來阿司匹林。如果沒有瑪維絲,自己可能早就是不知哪天倒在路邊的尸骨了。
她說她的女兒也是和自己一般大,她很幸運,全家人湊夠了錢,在第一次大搜捕之前送她登上了去紐約的郵輪。
老太太微微一笑,搖了搖頭:“而我已經活了這么久,沒什么好怕的。文,你還年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活下去,才有希望。”
“活著”是她自從火車站被塞進那個本是運送牲畜的鐵皮車廂里,聽到最多的一個詞。那是她畢生的夢魘,濕悶的空氣中彌漫著咳嗽聲,腐爛的臭味和排泄物的刺鼻氣味,車廂里擠滿了人,男女老少,像沙丁魚一樣緊緊貼在一起,幾乎沒有一絲空隙。
火車外縫隙的光由亮至暗,不知過了多久,輪軌的轟鳴聲停下時,是納粹士兵的吼叫和犬吠,他們像牲口一樣被趕向納粹集中營的大門,而其中一些人已經死在了車廂里。
從皮維耶到馬賽,從薩爾根到華沙,她被輾轉在不同的集中營,耳中“活著”這個詞,從法語到了并不熟悉的波蘭語,從嚴肅躊躇,直到虛弱無助。
明明只有200公里,從皮維耶搭上那天早班的火車,她就可以到巴黎了,可偏偏趕上第一次猶太大搜捕,火車被攔截,所有乘客下車接受檢查,偏偏那時她拒絕不了躲在陰暗角落里的母女那顫抖的眼神,混亂里護照不見了…
她曾無數次試圖解釋她的身份,她叫“溫文漪”,只是一個試圖去巴黎投靠親人的可憐中國留學生,可都是徒勞,當她看到有幾個人因多說了一句話而被納粹士兵一槍爆頭,學會了緘口。
在這里,保持緘默,不被注意,或許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你們真是一群幸運兒”,這是看守他們的肥胖男人最常說的一句話,相比有去無回的集中營,她們至少還能每天吃到一塊土豆,看到第二天的太陽。有的人還能得到圍巾和大衣,只要是她們肯作出“犧牲”的話。
那是俞琬第一次看到男女交合的場面,夜晚木屋的后面,身穿軍服的肥胖男人壓在瑪爾塔赤裸的身上起伏著。男人的粗喘叫罵和女人強忍著的呻吟聲此起彼伏。
那晚上,她吐了一地,一夜不曾合眼,后來這樣的場景越來越多,一開始不少人是被強迫的,然后成了自愿的,為了一盒黃油,或一小塊餅干。
從東線蘇德戰場拉響以來,軍營里男人多的是一年多沒碰過女人了,在絕對的欲望面前,元首不容許高貴雅利安人的血液被劣等人種玷污的指令,早已悄悄被甩在了腦后。
日耳曼男人喜歡豐滿的、成熟的、整潔的。俞琬用墨黑的泥土把臉涂成渾濁的顏色,頭發亂蓬蓬的,她本就瘦,穿著不合身的寬大灰色棉襖,就顯得和個沒發育的女孩兒似的,“小灰老鼠”,那些男人看自己鄙夷的眼神,反而讓俞琬松了口氣。
天色已經全黑,而盆里只剩下四件衣服了,雪原上的夜晚靜得讓人發怵,很快,就可以休息了。
突然,一陣刺耳的剎車聲打破了沉寂。一輛軍車停在不遠處,車門猛地打開,幾名士兵匆忙跳下車,不知對肥胖男人說了些什么,只聽他用力拍了拍手,大聲喊道:“所有人,集合!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