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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馬丁街診所（第2頁）

可是不知道怎么還，雪粒落在頭頂上，她望著遠去的尾燈，咽下后半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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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今的唐人街位于十叁區不同，上世紀40年代的巴黎華人大多聚居于第叁區，這個以工藝美術館為圓心，沃爾塔街和梅爾街交織成的叁角地帶，是最早的“小中國”。他們中的第一個家庭早在1900年代就在此定居，從事皮革和瓷器行業。

久而久之，周邊也有了不少中餐廳，中藥店和中式雜貨鋪，溫兆祥的兆豐絲綢商行也坐落于此。

而叁個街區外的圣馬丁街就是截然不同的氣質了。這里屬于巴黎有名的中上產聚居區，建筑是粉刷一新的黃色和粉色。法式陽臺上有五顏六色的鮮花和藤蔓，即使在物資匱乏的戰時，面包房每天都還在固執地飄出法棍香。

街角處，一位老人支著畫架，描繪著眼前景色，他偶爾瞇著眼打量一番，再添上幾筆。身旁的小貓曬著太陽，時不時伸個懶腰。

這里主要居住著法國商人，也有律師學者、高級神職人員和藝術家，當然也有納粹駐扎巴黎的中層官員。

之所以把小診所選在這里，一是因為組織覺得這更安全隱蔽，既不像工人區那樣是地下抵抗運動的溫床，又因沒納粹高官入駐而不會有那么嚴的安保，自然也不容易引起蓋世太保注意。

二則，這里離唐人街只有十分鐘的步行距離，所以即使有東方面孔頻繁出入診所，也不會引起周圍人的懷疑。

一開始，一個開診所的東方女人的出現，自然成了這條街上不小的新聞，和對所有來自遙遠地方來的東西一樣，大家既好奇又適當保持著距離。

隔壁面包房的老板娘瑪德琳太太是第一個和她搭話的人，她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天，這位文醫生用一口流利的法語問她新出爐的可頌是不是加了巧克力餡。

“上帝啊，她的法語比有的巴黎人還要標準！”她后來對老主顧驚嘆道。

巴黎這座“不設防”的大都市，終究以它特有的包容接納了她。漸漸地，俞琬不再是街坊們口中那個“神秘的東方女醫生”，而成了圣馬丁街的一部分——就像街角百年小店里永遠彌散著咖啡香，或是老畫家雷米先生雷打不動的寫生習慣一樣。

俞琬也漸漸適應了在這里的生活，她從小學的法語也在這時派上了用場，還交到了一群新朋友。

她每天清晨會去花店挑一束滿天星或百合花擺在桌上。“文醫生，昨晚的歌劇您聽了嗎？那個新來的意大利男高音，天啊，真是讓人心醉”那位優雅的杜邦夫人在那遇見她時，總會這樣寒暄。

中午，她常常去附近公園坐在長椅上，一邊吃著叁明治一邊翻著從書店借來的小說。書店老板瑪格麗特是個女作家，叁十出頭的利落短發，偶爾，她會端著咖啡坐到她旁邊，與她討論加繆的新作或是杜拉斯筆下潮shi的東方情調。

“又躲在這里偷閑？”

“今天不寫你的偵探小說了？”俞琬笑著挪了挪位置。瑪格麗特在她身邊坐下，從包里抽出《局外人》，那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批注。

“寫作需要靈感，而靈感，”她眨眨眼，“往往來自與聰明女士的對話。”

有時，街角畫廊的畫家也會加入他們，他是個留著亂糟糟棕色卷發的年輕人，總愛用夸張的手勢談論著畢加索的立體主義如何顛覆傳統美學，或是莫奈的睡蓮如何捕捉了光與影的變幻。

俞琬聽得入迷，她從未真正學過藝術史，但她發現自己竟能跟上他們的討論，偶爾還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中國水墨畫里的留白和東方美學里的“意境”。畫家總喜歡這樣驚訝地拍桌：“天啊，文，你該去索邦大學開個講座！”

正是在這樣的午后閑聊里，她第一次從瑪格麗特口里聽說了波伏娃和她的《第二性》。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她念出書里的句子。俞琬摩挲著書頁，忽然意識到，自己過去的人生似乎一直被困在某種既定的框架里。

在上海和柏林，她是溫婉的女兒、得體的淑女；在華沙，她是被他們凝視著的“上校的異國情人”；而在這里，她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可以僅僅是自己，一個可以思考、可以爭論、可以選擇的女人。

波伏娃是上世紀初法國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