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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1頁）

“陛下，北京已復(fù)，請修《明史》。”錢謙益在朝會上請求。。。

趙瀚點(diǎn)頭說：“可。命翰林院史學(xué)館編修《明史》，錢謙益為總裁，王調(diào)鼎為副總裁。”

“臣領(lǐng)命！”錢謙益大喜。

這事兒早就定下了，拿到朝會上說，是顯得特別重視。

錢謙益雖為總裁，但只能從專業(yè)領(lǐng)域任事。真正執(zhí)掌全局的，反而是副總裁王調(diào)鼎，這部《明史》必須編得符合大同理論。

至于張溥，又病重了，每年都要患病臥床，但就是一直死不了。

趙瀚又對刑部尚書陳文魁說：“陳文魁暫時卸任尚書職務(wù)，搜集這些年的案例，結(jié)合歷朝歷代刑法，編撰一部《大同律》。《大同律》分為憲法、禮法、刑法、民法、工商法、出版法、土地法七個部分。憲法暫時不用編，我親自來編，什么時候編出來，這個實(shí)在說不準(zhǔn)。”

此事沒有提前商定，李邦華疑惑道：“陛下，禮法可以理解，這出版法又為何物？”

趙瀚拿出一本書，扔在眾臣身前：“這本《故明遺錄》，通篇胡說八道，里面有不少編排朕的篇幅。私下罵朕無所謂，但寫成書就不能忍了。朕知道有一本書，叫做《谷山筆麈》，作者知道辯偽，讀者恐怕寧可信其有。那本書里，萬貴妃都成什么樣子了？出版法，就是專門管理圖書刊印的法律！”

關(guān)于萬貴妃的黑料，最初源自于慎行《谷山筆麈》。

但是，于慎行在寫書的時候，專門加了一句：這些事情，是一個老太監(jiān)說的，可能是老太監(jiān)在造謠。

毛奇齡編寫《勝朝彤史拾遺記》，引用了于慎行的內(nèi)容，卻把原作那句存疑給刪掉。毛奇齡又編過一陣子《明史·后妃傳》，將《勝朝彤史拾遺記》原封不動搬過去，于是野史直接變成了正史。

毛奇齡就是那個杠精，得罪趙瀚被扔去做小官，又在山東主持懲治了孔家。

“該當(dāng)如此。”李邦華連忙附和，他也看過《谷山筆麈》，這本書在萬歷年間就很火了。

趙瀚又定性說：“《禮法》部分，涵蓋綱常禮節(jié)，但是必須進(jìn)行大改！就拿喪禮來說，可以操辦喪事，但不得請戲班子吹吹打打，也不得請和尚道士做法事。朕是遵循古禮，不說三代，就是漢唐，哪家死了父母會請戲班子？還有，三年服喪期太長，父母故去只需服喪一年！《禮法》中的婚姻部分，大致沿用《大明律》，但夫?yàn)槠蘧V的注解該改一改。夫妻各行其道，便是倫理綱常，夫不賢則妻可求和離。夫喪，妻可改嫁，族人和官府不得阻攔！”

“臣謹(jǐn)記。”陳文魁拱手領(lǐng)命。

趙瀚說的《禮法》，其實(shí)就包含《婚姻法》。

但古代的家庭，不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而是一大家子的大家庭，趙瀚只能盡量約束到每戶最多十人（十二歲以上）。

這是生產(chǎn)力所決定的，以古代的生產(chǎn)力，還沒達(dá)到普遍分裂為小家庭的地步。

《禮法》在古代非常重要，就拿《大明律》來說，開篇的大量內(nèi)容全是禮法。

陳文魁問道：“陛下，《出版法》可有什么指示？”

趙瀚說道：“第一，不可罔顧事實(shí)造謠生事；第二，不可違背公序良俗。”

陳文魁瞬間抓瞎了，這說了等于沒說，完全是模棱兩可的指示。甚至在執(zhí)法的時候，也具有無限的可操作性，官府想禁一本書，直接指定其違背公序良俗便是。

“好了，不說這些，”趙瀚說道，“今天的朝會，再來聊聊別的。朕今日讀書有所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言何解？”

趙瀚的朝會，其實(shí)已經(jīng)變成經(jīng)筵大會。

除了給官員灌輸天文地理知識，灌輸開海對國家的益處，還經(jīng)常討論儒家經(jīng)典——爭奪儒家經(jīng)典解釋權(quán)！

張溥拖著病體，立即回答：“回稟陛下，朱子在《論語集注》中，已經(jīng)說得很明白了，還引用了程子的話。孔夫子有教無類，并非不使民眾知曉道理。而是百姓著實(shí)愚昧，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懂。因此在治國之時，只要讓百姓知道如何做，沒必要讓人人知道為何這樣做。此無奈之舉也。”

“非也，”錢謙益說道，“朱子的注解說，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dāng)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意為百姓懂得怎樣做即可，不能讓百姓知道為何這樣做。此為治民之道，人之思想，千差萬別，就算是同一個道理，面對同一個事情，不同的人，也會產(chǎn)生不同的想法。讓百姓知其所以然，必然亂象平生，不如讓他們不知道。”

張溥反駁說：“那朱子為何還要引用程子的話？牧翁如此向陛下解釋，難道是要讓陛下行朝三暮四之術(shù)？”

程子的注解是：如果說圣人不讓百姓知曉道理，那屬于后世朝三暮四的治國之術(shù)，并非圣人的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