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的“家”,是外婆后來跟我描述的——城里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
爸和媽是在玻璃廠認識的。媽說,那時爸總趁休息時,往她的流水線旁湊,遞過來的搪瓷缸里,晾著晾著就涼了的白開水。后來他們結了婚,紅本本揣在媽兜里,卻沒地方可去。爸的老家在山坳里,奶奶家的土坯房擠著叔伯兩家,妯娌間三天兩頭吵得雞飛狗跳,爸嘆著氣說:“去了也是添堵,咱自已扛。”
于是就有了那間出租屋。在老城區的深處,一條窄巷走到底,爬三段吱呀作響的木樓梯,最里頭那扇掉漆的木門就是。媽說,屋里只能擺下一張雙人床、一個吊腿的衣柜,還有爸撿回來的木板搭成的小桌子。沒有陽臺,洗好的衣裳只能晾在窗戶的鐵絲上,風一吹就撞得玻璃哐哐響。更麻煩的是衛生間,在樓道盡頭,公用的,晚上起夜要摸黑穿過好幾戶人家的門口,腳下總踩著黏糊糊的水。
可媽說,那幾年的日子,苦是苦,卻有甜。比如爸會在下班后,變戲法似的從兜里掏出兩個烤紅薯,揣在懷里焐得熱熱的;比如冬天下雪,兩人擠在被窩里,聽窗外的雪簌簌落在鐵皮屋頂上,爸說:“等攢夠錢,就買個帶陽臺的房子,讓你能曬著太陽織毛衣。”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年,我來了。
媽發現懷我的那天,正蹲在出租屋的地上擇菜,突然一陣惡心,扶著墻直起腰時,看見爸舉著一張皺巴巴的化驗單,手都在抖。那天晚上,爸沒舍得買肉,卻買了一小把,紅得發亮,媽舍不得吃,推來推去,最后兩個大的喂給了爸,剩下的小的,她一顆一顆抿著吃,說甜到了心里。
可高興勁兒沒幾天,就被現實壓垮了。產檢要錢,生娃要錢,出租屋的房租也快到期了。爸煙抽得越來越兇,常常半夜坐在床邊,對著窗外的月光發呆。終于有一天,他掐滅煙頭,聲音啞著說:“我去北京。那邊工地缺人,工錢高。”
媽沒攔著。她知道,爸是被逼到了墻角。
送爸走的那天,出租屋的木門被風吹得直晃。爸背著那個藍帆布包,包上“上海”兩個字已經褪成了淺灰色。他走前,把屋里唯一一把像樣的塑料凳翻過來,底下粘著幾張皺巴巴的毛票,是他偷偷攢的。“給你留著買水果。”他說,眼睛不敢看媽。
爸走后第三天,媽就被送到了姨媽家。
姨媽家在鎮上,是棟兩層小樓,墻是亮堂堂的水泥墻,比出租屋結實,卻也冷硬。麻煩的不是姨媽,是姨媽的婆婆——我該叫她姨婆。姨婆是個高顴骨的老太太,嘴角總是往下撇著,看媽的眼神,像在看一塊沾在鞋底的泥。
媽剛到那天,姨婆就堵在門口,上下打量她隆起的肚子,撇著嘴說:“懷著娃呢,倒會找地方歇腳。”
這話像根針,扎得媽心口發疼。
在姨媽家,媽活得像個影子。每天天不亮,姨婆的咳嗽聲就準時響起,那是催她起床的信號。她要先去井邊打水,記記兩大桶,晃悠著拎回來,倒進廚房的大水缸。姨婆說:“孕婦多活動活動好,免得生不出來。”可誰都知道,那水缸夠一個壯勞力拎著都費勁。
吃飯更是煎熬。一張方桌,姨婆和姨媽、姨父坐正面,表哥坐側面,媽只能搬個小板凳,坐在桌角。菜永遠是固定的:一盤炒青菜,一碟腌蘿卜,偶爾有盤雞蛋,蛋黃準是剝給表哥的。有次燉了只雞,姨婆用筷子把雞腿、雞翅都夾給了表哥,剩下的雞架子,她夾給媽,嘴里還念叨:“多吃點骨頭,補鈣,省得生個軟腳蝦。”
媽懷著我,餓得快,夜里常常被餓醒。有次她實在忍不住,摸黑到廚房,想找點剩飯,剛打開碗柜,就被姨婆撞見了。“嘖嘖,真是餓鬼托生的。”姨婆的聲音在黑夜里像冰碴子,“我們家的米,是大風刮來的?”
那晚,媽沒敢再找吃的。她蹲在廚房門口,聽著自已肚子里傳來的咕嚕聲,還有樓上傳來的表哥的夢話,眼淚無聲地往下掉,砸在冰涼的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她想家,想那間漏風的出租屋,想爸留在塑料凳底下的毛票,想那些甜到心里的。可這里不是家,她只是個寄人籬下的外人,連餓了,都不敢光明正大地找口吃的。
南方的雨又開始下了,敲在姨媽家的水泥墻上,悶悶的,像誰在嘆氣。媽摸著肚子里的我,手指輕輕動著,像是在跟我說話。
我那時還不知道什么是委屈,什么是艱難。我只知道,娘的手心總是暖的,哪怕她的日子,正被這潮濕的南方天氣,和人心的寒涼,泡得發沉。